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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後，司法改革進入新階段。然而，在與改革最切身相關的群體眼中，面對改革的心情會是如何？據《南方周末》報道，在“省以下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”面前房屋二胎，中基層法院集體表現出的卻是“猶豫和糾結”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分析，中基層法院和地方政府已建立起互相服務、互相利用的共處模式，地方政府不願意交權，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也不願脫鉤。
　　應當說，這是一種具有代融資表性的真實心態。從國家權力設計的思路出發，審判權在現行《憲法》中對應的定位是“依法獨立行使”，但在審判權經由具體的人或機構履行時，便不可避免地揳入主觀意願——— 是否願意獨立行使，以及獨立行使後的利益分析。更何況，中國司法的運行狀態，已經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司法與行政“一體化”生存，司法系統的人員其升遷、待遇、職級均高度仿行行政模式，甚至法院某些職能的發揮、困難的剋服也形成了對地方黨政的過度依賴。
　　更進一步說，在舊有司法與地方黨政的共生邏輯中，不僅是各取所需，也有法院、法官逐漸“適應”環境而異化出的各種利益(乃至勾兌)，一些人在其中顯然已經如魚得水。在司法改革推動者看來，法院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分支機構，意味著系統家具審判無法確保獨立，司法難以抵禦干涉；但對已經適應了此種狀態的法院及法官而言，這卻是可以借助的權勢、可以依賴的便利，當然也包括可以推卸的責任(司法責任，甚至政治責任)。而以“人財物統一管理”為先導的新一輪司法改革，如果試圖打破這種依賴，則必然需要多方位改革的配合。
　　於地方法院來說，一方面是人權網路行銷、財權的省以下統一管理，一方面依然要延續地方各級人大在法院人員組成、任免上的決定權(以及對每年例行工作的監督權)。那麼便必須要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的存在。正如有地方法院人士所擔心的那樣：“改革後中基層法院審判員的任命權是不是還在地方，還向不向地方人大作報告，如果報告通不過怎麼辦，院長還當不當”，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。況且，寄希望於“省以下人財物統一管理”而破除的“司法地方化”傾向，又受制於人大本身的改革，這就同樣可能面臨另一重阻力。
　　事實上，在制度設計的原有框架中，審判權無論是相對於地方立法、行政而言的橫向獨立，還是相對於上級法院而言的縱向獨立，並不因為人財物歸誰管理而削弱獨立的可能性。但在實際操作中的情況卻是，人財物的管理權成為影響司法的關鍵因素，對地方不少法院及其法官而言，更是即便依照現有人財物管理權變更的改革，其亦未必樂於接受這種獨立的可能性。“相對於利益而言，地方法院認為政府干預是可以忍受的”，干預之所以被認為可以接受，一方面是習慣了被干預的生存狀態，另一方面則是干預的同時亦有協助，甚至干預的同時還派生出巨大利益(小到孩子上機車借款學，大到案件勾兌)。而後面的這些難捨難分，顯然已不再屬於給予合法保護甚至理解的範疇，恰是改革所要祛除的痼疾。
　　法院不可能成為完全脫離地理依托的一塊虛擬“飛地”，審判獨立的前提是人格獨立，而人格獨立又不能一味寄希望於對法官群體的道德要求，需要可靠、可信賴的制度依托，給有獨立意願的法官以生存土壤、發展空間乃至無上尊榮，也讓無法適應獨立生態的人群逐步淘汰。司法改革不僅應是制度的更新與重建，同樣是人的揀選與隊伍再造。不換思想就換人是為決絕的氣魄，給現有人員以換思想的制度空間與底氣則也有其必要性。
　　改革這個詞，從一開始就與不斷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相關，司法改革顯然無法自外於這一規律。改革無法單兵突進，其系統性還要求包括地方人大、黨政權力在憲法框架下的各歸其位、各司其職。審判的獨立，及其與行政、立法權力相互制衡狀態的出現並有效運轉，是既定目標，而改革已經啟程，便退無可退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司法改革：審判獨立的前提是人格獨立）